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第2/8页）

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

于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管即位的是谁，反击匈奴已成为任何一个帝王在这时期都必须做出的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以汉武帝时期积累下的充足物质力量，强大的军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水到渠成。

但要反击，就要打破这个双方实力的平衡，关键一点是，军队要打赢，就必须要打破双方军力优劣上的先天差距——骑兵。没有高机动，具有卓越远程奔袭能力的骑兵部队，不能在大规模的野战里重创匈奴人，这场全面战争，只能以汉朝不断遭到惨败而告结束。

汉武帝起初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利用马邑设伏来解决匈奴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汉朝骑兵的真正野战能力，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军人都没有信心。可是马邑伏击战注定是失败的，情报泄露是一个意外，可几十万人的军事行动，本身就很难保守秘密。而马邑伏击战的发生，导致汉匈双方从此真正地撕破了脸。此战之后，逃过一劫的匈奴军臣单于，随即发动了对汉朝边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从汉朝东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到西部的渔阳、雁门、河西，皆是战火连天。与文景时代不同的是，这时期的匈奴人，采取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劫掠的政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对汉朝边民展开残酷地报复，企图以此来震慑汉朝，逼迫汉朝重新恢复和亲政策。但匈奴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下，而匈奴人随后的报复，让汉朝军民几十年和亲屈辱累积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样喷发了。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早期，汉军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

惨是有原因的，多年以来，汉朝采取的是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敌人到来进行抵抗，敌人退却后也不敢深入追击的作战方略。毕竟草原地形复杂，汉军不具备大规模奔袭能力，所以匈奴人也就认准了这一点，利用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游击战。汉朝的边境坚城虽然能够对匈奴人造成杀伤，但是在局部战争中，匈奴人往往能够通过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汉朝防线的弱点。这时期对匈奴人战绩最好的，是“飞将军”李广，从文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