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天津条约（四）（第2/3页）

最终因马戈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不欢而散。乾隆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当然马戈尔尼的此行目的也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是受到像渤泥国王那样的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了。

咸丰帝饱读史书和儒家经典，当然知道这些，更明白三跪九叩之礼是清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唯一礼仪。在他眼中，礼代表着上下等级秩序，是自己统治的标志，如果没有了礼，就连自己皇帝这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都无法解释。礼在咸丰帝心中的地位是我们今人所无法想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中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而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和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华夏人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便是“中国”，中国的皇帝们也便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

正是华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而四周那些不曾开化的部族，依其与中国的方位关系，则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样就形成了华夷国际秩序。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严格按照三纲五常所要求的君臣关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们，甚至是庶民百姓都把这种等级性的华夷国际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的。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是古代中国人所不曾梦想到过的。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中国人对华夷秩序的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和坚定。因而，中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以尊临卑”的关系，而没有其他第二中选择。

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到了清朝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对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清朝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各国分别被称为“英夷”、“佛夷”、“米夷”。根据传统的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在对外关系上，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当然不会承认像英法美这样的国家和自己有平等的地位。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就是管理像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因为在清朝皇帝眼里，这些国家只不过是藩部的延伸。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但道光帝只做了一些修补：以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总之是依然在坚信和维护着这种不平等的华夷国际秩序。

现今这些夷酋提出公使驻京这一要求，定是“意存叵测”因为在咸丰帝所读的史书、经典中，根本没有像西方这样的常驻使节。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常住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咸丰帝心中明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自己是一败涂地，这西方的常驻使节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后者身份，这样推理下来，他们只能是敌国派来的钦差。“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又受挟制。”咸丰帝甚是担心。但事与愿违，咸丰帝越是不准公使驻京，英法就越要求驻京，这更加剧了咸丰帝的疑心。最后被逼无奈，在臣子奏折上朱批到：“若必欲公使驻京，则俄国成例惧在，但能派学生留驻，不能有钦差名目……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

一切理由全在其中，因为按照咸丰帝的理解，这些西方的常驻使节是敌国派来专门监视自己的钦差，是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拆迁民居、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的。总之是如同太上皇，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也将沦为外夷监守，自己也将变成历史上的第二个石敬瑭，成为儿皇帝。自己作为大清朝的帝王，君临万国、抚有万邦，又怎能受这些夷酋“挟制”。如果允许公使驻京，受其挟制，这种事情若让那些臣子们录入史册，且不说有损咸丰帝自己的尊严和脸面，更是有损大清朝的体面。因而，在咸丰帝眼中，若准夷酋驻京，“贻患无穷，不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