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游行（第2/4页）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可谓“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承天门广场的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刊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