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第2/4页）

看着激烈争论的青年们，江雪莹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读书时的时光，心中禁不住泛起阵阵涟漪。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黎寿昌、周元、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便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厌倦了混乱的时代；厌倦了朝秦暮楚的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现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基于这样的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少年中国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并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

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但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这当中乃是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本会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象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日本，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所以，本会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当有定议。”

“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我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是这个预备功夫，也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列宁的俄国定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克思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在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