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原来是自己同胞的黑刀（第2/4页）

听到“教科书害人不浅”这一句以及后面的话，黄韵芝和曦雪再次愣住了，她们俩以为他给气糊涂了，在那里开始说胡话了，目光里都不自觉的现出了担心的神情。

“瀚之，你说什么教科书？”黄韵芝问道。

爱妻的问话让杨朔铭意识到了自己的思维又陷入到了时空错乱当中，他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没有解释。

他怎么向眼前的爱妻解释，后世的教科书里高调宣扬的所谓“保路运动”，事实却是“流氓爱国者”利用民意翻云覆雨搞出来的恶性事件？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智渐开，民众渐渐明白了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国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朝政府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和运营权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朝政府亦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建造铁路。到了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权”成为了响遍全国的鲜明口号，收回路权也变成了中国民间的自觉运动。

借着这股“改革”的春风，中国各省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中国人自己建铁路也有极大的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然见不到任何成效。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管理者和职员在其中的贪污中饱，其中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便成立了铁路公司，一寸铁路未修，几年下来却已支出资金1000多万两，各种烂账堆积如山，无法算清。而照这样“商办”下去，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而与此相反，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象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自兴办后不多年即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席卷全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纠结下，当时清朝政府的决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朝政府手里也没有钱，最后的办法必然是举借外债，导致路权流失（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沙皇政府为了保证不让路权流失，就坚持自筹资金办理，坚决拒绝外资介入）。

对一个国家来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很多不妥之处。客观一点来讲，清朝政府当时所采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并不是象后世史学界的主流总是讲的那样，把“保路运动”的兴起归结为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清政府在铁路建设问题上的政策反复，绝非后来主流史学家所认为的是“官僚资本的贪婪、傲慢与偏见，通过剥夺民营资本而自肥”。真正的原因是全国18家所谓的民营铁路公司，因内部腐败，实际上无法继续，并且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于是才采取了收归国有的强硬政策。

1911年5月9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清朝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正式文件，决定全国铁路干线均要收归国有，只留支线可以由商民量力修建，但清朝政府仍拒绝为川汉铁路公司因贪腐问题造成的亏空买单，这损害了铁路高管们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试图搭上政府的“便车”，却遭到官方拒绝，因而在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们聚集在一起，召开股东大会，并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式发起了“保路运动”，在发起保路运动的大会上，发起者只一味地强调清政府“卖国”，对自己贪污路款和要政府买单遭拒却一字不提，而在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之下，四川的保路运动很快便由经济纠纷转向政治斗争发展乃至酿成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