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京华风云（第3/4页）

听了杨朔铭的解释，杨度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他有些费力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而在前清覆灭之后，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情况，应该是以一个本土汉人建立的王朝取而代之，实施立宪，”杨朔铭说道，“就象皙子说的，‘定于一’。可惜的是，以当时的乱局，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

“共和之于中国，大误也！”杨度叹息道。

“之所以会如此，是进化论历史观使然，使国人认为共和优于帝制是历史之必然。”杨朔铭说道，“而进化论在当时所起的危害，国人自己却丝毫不觉。国人只知共和优于帝制，其实当时如能成立一汉人君主之王朝，继续清末之宪政改革，中国当真会是另外一番局面。”

“瀚之所言，深得我心。”杨度面露喜色，抚掌说道。

此时的杨朔铭，并不是为了迎合杨度的观点这样说，这样的观点，是爱好历史的他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逐渐形成的。

当时的革命党人，寄希望于推翻清朝建立象法国和美国那样的共和国来振兴中国。但事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革命带给了中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却没有象哈里·波特的魔杖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陷入到了极大的混乱当中。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心里都很清楚，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帝国传统和思想意识的古老国家，骤然实行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且学习的还是世界上共和制度最先进完备的美国，就象一个饿极了的人一下子吃得过饱一样，难免陷于消化不良。但是，急于求成的国人不愿意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无情的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办法原封不动地复制一个“最好的制度”到中国来。因为这样的话，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民族的低人一等。于是，国人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的变革（甚至是阶级革命），“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把中国社会整个翻个底朝上，将原来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乃至思想意识彻底推掉重来，建设一个谁也搞不明白的新世界。

直到近百年的后世，中国人依然患着这种“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贵，最时髦。

而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那时的中国人，也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无法退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制度当中去。建立代议制的民主制度当然是必须的，但在中国这样的有着古老封建传统和思想意识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来做一番过渡的。可惜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骑在汉人头上的异族，而且还带着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君主立宪，是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的（保守的满清权贵也不愿意实现）。而建立一个本土的汉人王朝，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但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和明朝的帝子皇孙做不了，连拥有实权的军事强人袁世凯也做不了。为什么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共和国这个“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事实上，所谓“更先进”的制度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现在的中国人根本想象不到的。

如果这个时代的人回到五十多年后去看一看那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改变看法。

当时的中国，就陷在这样的一个两难之局里。

历史，在这里真的很无奈。

杨朔铭知道，从自己见到杨度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试探自己。

在这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之后，心里一直有皇帝情结的袁世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要试试“总统变皇帝”的戏法，而杨度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因此才会一再的对自己这位光复青岛的英雄探着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