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美国汉学家（第4/4页）

从芮沃寿的文章来看，战时在北京最活跃的是德国汉学家，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始至终都能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此外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放弃，他们在困境中努力坚持着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说明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进集中营固然不幸，论文丢失同样倒霉。芮沃寿的哈佛同学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是二战中经历最奇特的一位。他大学毕业进入哈佛研究院后开始钻研蒙古史，193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到北京留学，师从比利时传教士、著名蒙古学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神父。柯立夫1941年准备回哈佛执教前把写好的论文邮寄回美国，不幸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邮件遗失，只好着手重写。不可思议的是，这篇丢失的论文战后居然在日本神户找到了。与失去的相比，柯立夫得到的应该说更多，在北京期间，他在学习之余购买了大批满文、蒙文书籍和档案。当时大量的旗人家道中落，加上战事频仍，急于出手这些资料，柯立夫便利用这个机会大批廉价收购。这些资料最终归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令该馆的满文收藏居美洲之首。1942年柯立夫以重写的研究蒙古碑拓的论文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柯立夫不愧是研究中国边塞的，才有这种投笔从戎的气概。二战后他回到哈佛继续做书生，逐渐成为美国蒙古史研究的权威和奠基人。

原载《读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