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第2/4页）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学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国年轻汉学家有艾锷风（Gustav Ecke）、福华德（Walter Fuchs）、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著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1935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1948年。

法国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则更为活跃，特别是随着1941年9月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建立，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为躲避二战来到北京进修和从事研究，其中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石泰安（Rolf A.Stein）、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回国后均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就更多了，东单牌楼附近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村”。当时执教清华的杨树达曾在日记中（1929年7月6日）这样描述来访的仓石武四郎：“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其他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对于这批美国留学生来说，北京的时光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好经历。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洪业曾给来燕京大学进修的饶大卫以悉心的指导；蒋廷黻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晚清档案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卜德则在冯友兰的指导下翻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

毋庸讳言，巴黎、京都的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但并非样样领先。就二战前如日中天的法国汉学来说，其优势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曾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在1923年总结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与友论新诗书》）1931年吴宓访问欧洲时曾拜会伯希和，交谈后发现“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以中国学者无须妄自菲薄。实际上，在当时北京的学者中，对于自己和本国学术有信心的不乏其人，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他谈到自己早年的两篇代表作时说：“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顾）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学术问题最终的发言权在中国人那里，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承认。小柳司气太、吉川幸次郎均表示过，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精深，都无法超过中国学者。

如果说近代以来北京一直就是汉学中心的话，1930年代它的这一地位则更加巩固。1920年代在把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时代潮流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还是建立国学院培养学生，抑或是组织考古挖掘寻找新材料，这些努力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一努力就更显得可贵，而其效果也更让人赞叹。1930年代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而北京则成为风光无限的汉学中心。余英时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做出了如下评价：“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范代表。……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史学研究经验谈》）美国留学生大都在1930年代来到北京进修，可谓躬逢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