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第2/3页）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1934年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1929—1935在任）也时不时地请年轻学者们打打牙祭，以示作为在华最高官员的关心。而让留学生们更为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英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费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华的教职，完全得益于蒋廷黻的关照。蒋廷黻于1912至1923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29—1934年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蒋廷黻之外，费正清还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过交往，并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终生的友谊。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为这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所写的传记于1994年面世。费慰梅从小就对绘画很感兴趣，到北京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美术和建筑，梁林夫妇在这方面无疑是她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故宫、天坛、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那么这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则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让北京充满了魅力，美国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用“黄金时代”来称呼他们留学的那段时光。

1932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第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实际上，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毕业后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们在北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饭时，卜德情不自禁问了这一方面问题，公使半开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可能，孩子们，你们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矶。”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卜德记忆犹新，1967年4月24日在费正清60大寿那天，他在贺信中旧事重提，不胜感慨。确实，1930年代无论是汉语教学还是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都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学生活虽然美好，但日后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

好在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华的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美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最早的这批留学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康奈尔大学（毕乃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华盛顿州立大学（戴德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加州大学（宾板桥）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在北京留学时，这些日后的大牌教授已经显露出他们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如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西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韦慕庭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乡村管理，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19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卜德决定将这部大书翻译成英文，其上册的译稿于1935年完成，1937年在北京由一位法国书商出版；下册的翻译工作颇费周折，直到1952年才和已经出版的上册一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该译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标准教材，卜德一生的学术声誉也大大得益于这项开始于留学时期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