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早期的中国研究（第2/3页）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普大的中国研究自19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1969年东方学系一分为二，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研究的基础是汉语教学，普大人不仅研究做得好，基础教学也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牟复礼在哈佛时就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到了普大以后就把赵元任的教材和教学法移植了过来，但这套体系由于太复杂不久就被放弃了。1959年陈大端全面接手汉语教学工作后，开始探索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教学体系，并编写出了包括《中文入门》（Chinese Primer）在内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终坚持把中文作为一种活用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进行教授，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口语流利，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又羡又妒。

196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培训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他参加完1963—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所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书有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大量的口语训练，通过口语教授阅读，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后移师北京，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面对这些成功，普大人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教好汉语，还要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建立了“中国语言学项目”（Chinese Lingustics Project）。这一项目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教材和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大大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在项目早期，赵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语言学家都曾积极参与，1967—1972年还不定期地出版名为《麒麟》的学术通讯。这一至今仍很活跃的项目使普大一直引领着美国汉语研究的潮流。

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约10万册。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服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大的理由。

这样的特藏当然必须请专家来管理。1950—1952年旅居美国的胡适曾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虽然当馆长的时间不长，但对普大很有感情，后来曾把私藏的全套伪满本《清实录》赠送给了普大。胡适离开后，馆长一职由童世纲接替，一直担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来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图书馆工作。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童在25年的任期内大大扩充了普大的中文藏书，使其总量仅次于国会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扩充的过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这当然和牟复礼个人的研究兴趣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1970年代开始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需要图书资料作为坚强后盾。明史卷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普大丰富的明史资料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