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汉语学习（第2/3页）

费正清抵达北京后进入了华文学校学习。该机构1910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H.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也招收外交和商业人员。该校由12家机构共同管理：美部会、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安立甘会、伦敦会、青年会、女青年会、美国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英国商会、英国公使馆、中国医学会。从1914年起长期在这里担任管理工作的是美国人裴德士（W.B.Pettus）——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Gamble）192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226人，来自26个传教团体，12个商户，5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本第383页）到1930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费正清在这个学校前后学习了两年，主要是提高口语能力。他后来回忆说：“开始上口语课时，我发觉‘直接法’与布勒克先生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以北京话的四声开始的，北京话或国语，从前叫做官话，再加上威妥玛—翟理斯罗马字拼音法，并以数字表明四声。我们朗读ma1，ma2，ma3，ma4，像小学生上课似的。”（《回忆录》英文本第39—40页）关于“直接法”（direct method），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本第27—28页）

在学校学习口语的同时，费正清还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对于他的研究来说，阅读能力是更为重要的。除了请私人教师进行辅导外，他主要是借助字典——特别是翟理斯的《华英字典》——进行自学。在牛津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费正清在汉语学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培养出了一种自学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又一次得以发挥作用。

1935年底费正清离开北京时，他的汉语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和初稿的写作。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执教。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费正清反复强调的。如果说19世纪的传教士仅仅凭借长期生活在中国、汉语熟练就可以成为汉学家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随着学科的发展，没有专业训练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先生在《开辟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一文中给予高度的评价：“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包括在课程之内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2页）其他很多学者也纷纷写文章，回顾费正清的丰功伟绩。在赞美肯定的同时，也有不止一人提到，费正清的汉语水平并不如他的研究和活动能力那么突出，特别是口语水平比较一般，他也很少开口讲汉语，这应该和他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有关，当然也是因为他把更多功夫花在了学术研究方面了。英国人常说，懂英语并不等于就懂莎士比亚。在费正清看来，这句话无疑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语言和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