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论》的两个版本（第3/4页）

三

多少年过去以后，德庇时的《中国人》已经难得一见，《中国总论》成为了唯一的经典，它不仅是学者们的标准参考书，而且被一些教育机构采用为教科书，多次再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总论》的一些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论述的不准确性也逐渐显露出来。1876年卫三畏离开北京时就萌发了修改旧作的想法，毕竟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从他本人来到中国的那一年算起，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今昔对比，卫三畏不胜感慨：“1833年我初抵广州时，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被作为‘番鬼’（洋鬼子）报告给行商。1874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我陪同艾忭敏阁下面见同治皇帝，公使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向‘天子’呈递了国书。”（《中国总论》1883年版序言）按照外交礼仪，艾忭敏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了简短的“颂词”，由卫三畏当场翻译成中文，对于卫三畏来说，这无疑是难忘的一幕。中国的变化当然远不止于政治外交方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个人方面来讲，卫三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同样今非昔比。1876年离开北京时，他已成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从资历上来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

修订版《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面世，由初版的23章增加到现在的26章。新增加的三章是：（24）太平天国；（25）第二次鸦片战争；（26）最近的事件。这三章近200页的内容使现实问题在《中国总论》中的比例大大提高，现代中国的形象在古代中国的背景中更加凸显出来。原先各章的修改程度不等，有的基本信息未变，有的则重新编写。开头关于中国地理情况的几章则属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修改，也有保留。当初作者对一些地方的描述（比如长城）是来自书本和耳闻，而现在则可以结合实地的考察，因此分量也加重了。例如对于北京的描述从原先的15页增加到了22页；在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第九章中还附上了一幅北京贡院的插图，也是旧版所没有的。卫三畏对博物学一直比较偏爱，关于这一部分的介绍在旧版中本来就相当充实，现在则更加丰富，从原先的56页增加到84页，也增加了插图。其他章节也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

与多年前屡遭出版商拒绝完全不同的是，新版的推出十分顺利，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推出新版前就大做广告，予以宣传。如果说在出版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原版的出版方威利公司认为自己对于修订版拥有一定的权益，于1881年12月向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提出协商，但问题很快就在卫三畏出面澄清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出现在卫三畏和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之间。尽管卫三畏对旧版做了重大的修改，但在“前言”的初稿中，他只是做了轻描淡写的交代，这自然引起了出版社的不满，写信给卫三畏道：“‘前言’这样写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使他们无法正确了解我们修订再版这部书的目标和所做的工作。您的大著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而您称之为‘浅见’，这是不恰当的。同样不恰当的是，您把一些章节说成是‘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的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权威的论述。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您的‘前言’几乎没有强调增加和修订部分的重要性，谈老的部分太多，而谈新的部分太少。”出版商总是很难欣赏和接受作者的虚怀若谷。卫三畏不愿意自吹法螺，但也不得不考虑出版方的利益，于是他请儿子卫斐列来修改自己的“前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前言就是父子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于卫三畏晚年身体欠佳，卫斐列在修订工作中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修订《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他的生命和活力似乎也与这项工作联系在了一起。1883年10月，他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以新的面目问世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急转直下，于1884年初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