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第2/3页）

裨治文办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这样就解决了刊物的印刷问题。裨治文一开始不仅负责《丛报》的编辑，也负责印刷，1833年10月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作为传教士、印刷工到达中国后，从裨治文手中接过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参与《丛报》的编辑。1844年11月卫三畏回美国休假后，裨治文接管了卫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参加圣经中文本修订，将《丛报》交给自己的堂弟负责，直到1848年9月卫三畏返回广州为止，此后《丛报》完全由卫三畏负责，直到停刊。《丛报》最初是在广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门，1844年10月搬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直到停刊。

促使裨治文办刊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的日记。1831年，郭实猎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乘船沿中国海岸航行，从曼谷出发直到天津，历时半年（6月至12月），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1832年1月，裨治文结识了郭实猎，当时郭实猎刚刚结束了第一次冒险，又在准备第二次冒险（后来又有第三次）。郭实猎的日记引起了裨治文的极大兴趣，在当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广州、澳门的情况下，郭实猎的日记无疑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裨治文希望为这份难得的目击实录尽快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丛报》创刊后，郭实猎的日记以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成为最初几期的主要文章。

1834年以前《丛报》各期的体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几个栏目组成：（1）书评（Review），是对西方有关中国的新旧出版物的学术评论；（2）上述出版物的内容节选，通常以游记和日记为主；（3）杂记（Miscellanies），篇幅较短而带有知识性的各类文章以及读者来信；（4）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关于各地传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报道；（5）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关教育、文艺和出版等的近况；（6）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当于新闻报道，一般篇幅短小，仅有个别的比较详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报》。“《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达六寸，宽约三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翻译《京报》方面马礼逊的贡献最多。1834年5月以后《丛报》不再按内容划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来标注文章，但书评、文艺通告、时事报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栏目都予以保留，没有什么变化，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宗教消息逐渐减少，而书评和其他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不断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所以《丛报》虽然是传教士所办，投稿者也主要是传教士，但宗教内容并不是主要的，重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报道和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开放，《丛报》的作者队伍逐渐扩大，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军事将领等也纷纷给《丛报》投稿，美国学者白瑞华（R.S.Britton）指出，20年来《丛报》的“作者名单完全就是当时在华的英美中国研究者的名单”。（《近代中国报刊史》）

《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在3000册左右。《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