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4/20页）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