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班昭续《汉书》

窦宪死了，其身后的功过但凭后人评说。

虽然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大魔君，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但他亲率大军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刻石燕然，对东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所奠定的中国北疆格局，既是东汉历代帝王的毕生追求，也是渴望和平安定的北疆人民的愿望，对中国边疆统一和中华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北匈奴的逃亡，也改写了世界的格局。

一方面，他们的离去，为东胡的鲜卑族入主北方草原提供了可能，也为南匈奴等胡族进入汉朝境内提供了机会，为日后的“五胡之乱”埋下了幽微而深远的一笔。

另一方面，他们的西迁，踏碎了欧洲人的梦，导致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方乱如散沙。

一句话，没有窦宪，今天的中国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世界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窦宪的死，也是罪有应得。

而作为窦宪的殉葬品，窦氏的党羽，很多也是死有余辜。

可是，在死亡名单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班固。

窦宪领兵伐北匈奴，班固任中护军，随军出发，参与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命班固作《封燕山铭》，刻石记功，史称“燕然勒铭”。

因为这件事，窦宪对班固宠爱有加。

面对领导赤裸裸的热情，班固无从拒绝。

窦宪政争失败自杀，与班固素来有隙的洛阳令种兢借机挟私报复，罗织罪名，将班固下狱，害于狱中。

这不能不说是文坛的一大损失，历史的一大遗憾。

班固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写下了煌煌大著《汉书》！

西汉末年，很多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彪对这些续补大为不屑，认为其文“多鄙俗，不足以踵其书”，于是收集史料，动手撰写《后传》，前后共六十五篇，意在补齐“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部分，但未及完成而辞世。班固继父志，整理其父遗稿，叹其“所续前史未详”，遂开始着手著作《汉书》。

他先是有所甄别地摘录了《史记》的一部分，即汉武帝时代之前的记载，并尽可能地保留《史记》的原文，对其出现的疏漏做些订正和补充；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则由自己一手续补，写成了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迄于刘玄更始二年（公元24年），计西汉二百三十年的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由衷地赞道：“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汉书》在体制上沿袭《史记》，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

两书于世并称“史汉”，而班固和司马迁也并称“班马”。

相对而言，《史记》记事疏简，《汉书》则系统而详尽。

须知，《史记》述三千年事，字数不过五十余万，而《汉书》记两百余年事，字数已达八十余万。

所谓“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也。

在治史的态度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班固厚积薄发，做了大量的考证和筛选。因此《汉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宫廷中的秽行和人民的疾苦都有客观的反映。

而作为史传文学，和《史记》一样，《汉书》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也同样有血有肉、活色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