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陈西滢

题解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如果因此而不读他的文章，对于我们自己，是很大的损失。陈的朋友梁实秋曾这样评价他：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几句诗，完全可以表出我对于两位先生的情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所以虽然有时会迷途，有时不免脚下绊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来，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进。

蔡先生与吴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联系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夜间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与自己的关系，处处地方便连带的想到吴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与吴先生虽同样的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细细追想起来，我与蔡先生的接触，实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却很早。因为在六七岁的时候，曾经在上海泥城桥爱国学社里上过几个月学，可以说是蔡先生与吴先生的学生。那时候住在吴先生的家中，天天见到，可是蔡先生却只听到过名字。至于是不是认识，甚至于是不是见过，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吴先生自英法写给先父等几个老朋友的数千字长信里面。这样的长信，一连大约有两封或三封，里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当常会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样，怎样。那时候的“蔡孑民”还只是一个名字。

武昌起义之后，吴先生与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国。在他们未到以前，他们的一位朋友，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炜士先生，常常对先父等说，将来修清史，只有“稚晖与鹤卿”。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知道鹤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听了陆先生的谈话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国后住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曾经跟了吴先生到他的府上去过。但是除上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这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记忆的错误，实在不曾去拜访过也说不定。但是那时候一个印象是相当清楚的。也可以说是蔡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大约是在张园举行的许多群众大会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讲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朴质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于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说是一位雄辩家。

再会见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伦敦。那时候蔡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校长，到欧洲去游历。在伦敦摄政街的中国饭店里，北大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名义上虽是北大学生，可是原先与北大没有关系的也多人在场，我自己便是一个。此外记得起的还有张奚若，钱乙藜，张道藩。在场的北大教员有章行严与刘半农两位，学生则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彦之，刘光一等。那时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初学照相。即在中国饭店的楼上照了两张团体相。这相片到抗战以前还存在，现在可无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伦敦时的故事，现在只记得二三个，大约因为稍微带些幽默，所以至今没有忘掉。有一次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请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与女儿。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与我两人。起先我们任翻译。忽然志摩说蔡先生在法国住好久，能说法语。怀夫人与小姐大高兴，即刻开始与先生作法语谈话。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样回答。我为了解围，说蔡先生在法国只是作寓公，求学是在德国，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怀夫人、怀小姐不能说德语，只好依旧作壁上观。怀拉斯说他从前到过德国，可是德话好久不说已不大能说了。他与蔡先生用德文交谈了几句话。我记得怀指窗外风景说SCHON，蔡先生说IE—BRACBON，可是这样的片言只字的交换，没有法子，怀先生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