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耻与御侮

俞平伯

题解

本文发表在1925年6月22日第32期《语丝》上。俞平伯认为五卅惨案中英日残杀中国民众不是中国人之耻辱，“但却是英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他认为：“御外须先定内”。针对这一观点，郑振铎曾写文章批评俞平伯。二人为此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争辩。过了三年，俞平伯为了“存此以见吾拙”，仍将此文收入他的《杂拌儿》里。

这篇文字曾引起相当的反响与争论。现在看看，有些话自然是“明日黄花”了，至少在万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书生论政，本可笑怜，姑存此以见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记

先要提明，雪耻与御侮是两件事，不得混为一谈。试言雪耻。我们试想耻是什么？是日本纱厂一案吗？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吗？不是。是汉口英界一案吗？不是。说这些是耻不错，但却是美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独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残杀是寇盗的耻辱，而被迫害者则“薄乎云耳”。

我们竟然不在耻了吗？不然！我们真羞愧极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镜子？何以远瞩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鲠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远的，在“五卅”惨案未生以前，上海先发生过不堪的下流事：军人官僚商贾朋比而贩烟土，甚至于公开抢夺，互轰毕命。何以竞不闻国民群起而哗，加以督责纠正制止？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独不想掀动黄浦江的怒潮洗荡这班烟贩烟鬼？

英人诚哉可恶，日人诚哉可杀，他们杀害咱们的同胞数十人之多。数十人多矣，然视数千数万人则又如何？频年内争，杀人盈野，流离荡析，而死者山积，此非黄帝之子孙乎？独非无辜之良民乎？外国人杀害我们罪既不可恕，何以我们自杀就大可容恕乎？爱国之士，给一个圆满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来之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即使谬然以横逆相加，我们就会束手待毙吗？明哲者将知其不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可疑。语有之：“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外交的胜利，以实力为机捩，未可强求；即侥幸偶获，亦如一现之花，无裨于久远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内乱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随地随时可入，驱不胜驱，防不胜防，幸而驱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体坚强，漫说风寒暑热无缘侵薄，即感受客邪，驱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论，雪耻当先其大，自侮是耻之大者；就利害论，攻病当先其急，自残是病之急者。返观全国，满目疮痍，岂仅南京路上几点血迹？既把数十人的性命看得重于泰山，则数千万人的性命何得轻于鸿毛？要记住，要猛省，我们如早先自觉，英、日人的枪声或者会少响几下的，可惜那时我们都睡着了。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连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世上决没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们先以“公理”、“人道”立国，我们先停止自杀，方始有面皮，有力量来防止他人杀我。我们先打倒自国的强盗主义，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国主义。否则总是一死，自杀与被杀又何择呢？同此沉沦，自溺与被溺又何择呢？爱国者闻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始终以为国家以建设于正义基石上，而后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