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3/11页）

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最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最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最著名商贩。最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最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当他们与一位当地古董商交谈时，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块硬物，那正是我们为之感兴趣的石质头像。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最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最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