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斯的选择（第2/9页）

立储乃是国家之根本，根本不确立，国家就要动荡，这在历史上有过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因此身为国君，绝不能轻易地显露自己对儿子的偏爱。始皇在这一点上犯了大错，以至于后来才会为人所不齿。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这年七月，始皇到了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病得十分严重。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于是命令赵高写诏书，准备送去给长子扶苏。诏书命令扶苏把大军交给蒙恬，然后和运送始皇遗体的车队在咸阳会合，让扶苏主持他的葬礼。在封建宗法时代，主持葬礼的人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这也代表始皇要传位给扶苏。

在这一刻，始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正确的决定是否就能获得好的结果，必须看具体执行的人。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做好事未必有好的结果，其关键在于“委之非人”。

始皇这次真的委托错了人，他把这件事交给了赵高。因为赵高是“兼行符玺令事”，必须经过他在诏书上加盖玉玺，才能作为正式诏书发出去。赵高写好了诏书，也盖上了玉玺，却没有交给使者发送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赵高想等等看，看始皇会不会就在这几天死去，他另有打算。

果然如赵高所料，始皇很快就驾崩了。顺带一提的是，关于始皇驾崩的日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是“七月丙寅”，但后世学者考证出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没有丙寅日，八月才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太史公居然连当年七月没有丙寅日都不知道，如此粗疏，真是一大败笔。

但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想想，太史公司马迁是天文历算名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太初历”便是由他制定的，他犯下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秦汉之际的历法，并不像今人所想的如此有序。许多出土文献上所标示的日期干支，就明显和后世史学家严密推算出来的结果不合，难道这些都要说是古人弄错了？就算退一步说，当年七月确实没有丙寅日，但试想一下，倘若你是史学家，看见前人记下错误的日期，你该怎么办？

改成正确的日期？问题是，你也不知道正确的日期是哪一天。

直接按自己的推测改写？这种做法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就索性不要记下有问题的日期？失去这条线索，后人就根本无从考证。

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将前人留下的有问题的日期原封不动地记下来（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记“七月丙寅”），等待有朝一日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则适度地表达自己对这个日期的怀疑（例如在《李斯列传》中只记“其年七月”，却不写详细日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写法中所谓的“疑以传疑”。

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

秦始皇驾崩了，但他的遗诏和玉玺此时还都在赵高手中。知道皇帝已经驾崩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身边服侍他的五六名宦官而已，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隐瞒始皇死讯正是李斯的主意。李斯为何要隐瞒始皇帝的死讯？在《秦始皇本纪》中，说他是因为“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

试问：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李斯的做法是否正确？

当时皇帝在外驾崩，李斯想要避免国家的动荡，从正面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问题是，他可以隐瞒天下人，但有一个人他万万不该隐瞒。那个人是谁？那就是帝国的继承人——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