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2/15页)

[3]政府中任部长职务,尽管他憎恨阿尤布。不到40岁,他又在叶海亚·汗[4]政府中当部长,尽管他鄙视叶海亚。他并没有因某些伙伴声名狼藉而心神不安,相反,他以极大的、毫不动摇的耐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嗜权的人总是欲壑难填、利欲熏心,哪怕导致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布托对声名狼藉就毫不在乎。他追求权力,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权力,那就难以猜测了。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还提醒人们警惕那些讲真话或表现出天真的童子军式的道德观念的政治家。他的讲话会使你相信,他的野心是崇高的,是为了真正建设一个无私的、真诚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你参观他在卡拉奇的出色的图书馆时,你会发现有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烫银精装书籍,被放在重要的、显著的位置上。于是你产生了怀疑和怒气。在向他提问的过程中,你还了解到他真正的朋友是苏加诺和纳赛尔。也许他们是两个抱有良好志向的人,但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对此,你又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的梦想是成为独裁者和等待有一天那些烫银的精装书籍对他进行歌颂吗?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不了解有关国家的悲剧的西方人提出的。在那里,自由、民主、反抗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取代它们的却是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可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带有威胁性的问题。他听了后,就像遇到不愉快的事,骤然间,目光流露出激愤。他上台时,那里已实行军事管制法,至今还没有废除。

我作为他的客人与他相处了六天,随同他周游了好几个省。下面的采访记录就是在这六天里分五次进行的谈话记录。尽管我严格地按照录音磁带所记录的他的原话进行整理,但这个采访记录显然还是由五次谈话拼凑而成的。第一次谈话在我到达拉瓦尔品第的那天晚上进行,第二次是在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进行的,第三次在信德省的哈拉城,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卡拉奇。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旅途中,我始终在他的身边。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用那几天的日记给他画肖像。这是身着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的布托:他穿着绿灰色的宽松裤,脚上踏着凉鞋。在桑加尔,他向群众夸夸其谈地发表演说,那正是他两年前遇刺但幸免于难的地方。面对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站在麦克风前,先用乌尔都语后又用信德语喊着,嗓子都喊哑了。他卷起袖子,鲁莽地、目空一切地把自己放在可能再次遭受射击的地位。这是蛊惑人心的布托,是一个贪婪地想得到喝彩和权势的马萨涅洛[5]式的民众领袖。他让哈拉城的重要人物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院子中等候数小时,而自己却待在屋子里写东西,这又是另一个布托。当夜幕降临时,他像王子那样在华丽的地毯上行走,又像王子那样坐下,并邀请我这个在许许多多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中的唯一女人坐在他身旁。这几乎是故意对我进行挑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用手指傲慢地做了个手势,一一接见了他的党内成员、政府官员、主张独立的人。最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抱着一头雪白的山羊向他献祭的穷人。这是贵族布托,是任何西方文化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穆斯林布托。所以,他有两个妻子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布托乘坐在一架很不舒适的军用直升机里,头戴一顶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称之为吉物的帽子。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时,他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一片片的不毛之地和过着原始生活的农民所住的土屋,突然间,他握紧拳头,低声地说:“我一定要改变它,我一定要改变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布托。他终日幻想在巴基斯坦减少不幸和饥饿。最后,布托在他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的住所里接见我。他一面自我辩解,一面忏悔,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攻击英迪拉·甘地、穆吉布·拉赫曼和叶海亚·汗。他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大方。那里有古老的波斯地毯、珍贵的涂以瓷釉的制品、空调器和从毛泽东开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晚餐时,大家喝酒,有时也吃鱼子酱。他的第二个妻子努斯拉特也在座,她是一个毫不拘束的美丽的女人。后来又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敏捷的、留着长发的男孩。这是现代化的、优雅的、西方式的布托。布托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著书立说者,他的英语胜于他的乌尔都语,他能博得西方人的好感。这是冒失的结论。我曾问沃尔特·克朗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