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第3/18页）

果尔达一个人独自生话。晚上，万一她感到不舒服，是连一只守护她的狗都没有的，只是在她的别墅门口有卫兵。白天，她请了一位姑娘帮她料理家务：铺床，扫地，熨衣服等。如果果尔达请朋友来吃晚饭，她总是亲自下厨。并且，为了不使姑娘在第二天感到太脏乱，她最后还要自己洗刷餐具。在约见我的前一天，她就在家里请客人吃晚饭。客人到午夜后2点才离去，家里杯盘狼藉，果尔达就从凌晨2点开始收拾：洗刷餐具，扫地，擦桌子，一直忙到3点半才上床。清晨7点，她照常起床，读报，听广播。8点钟她同一些将军交换意见，9点钟又同一些部长商讨问题。到了10点……她感到不舒服了。对一个74岁高龄的人来说，三个半小时的休息是不够的。当时，我感到我不应走进她的办公室。我一再对她说：“我们改期吧。没关系，我发誓没有关系！”但是她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可怜的人，已经来到这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们把她的录音带都偷走了。果尔达在她的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休息了20分钟，然后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她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和蔼可亲。她叫我不要为时间担心，她将给我所需要的全部时间。这次重新进行的采访和上次一样，而且比上一次更好。在10月份那次访问中她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这次她谈到了，那是她生活中的悲剧。谈论这件事使她伤心。当她发现自己再也谈不下去时，她对我说：“您放心，我们明天接着谈！”于是又约定了第四次会见的时间。那是美好的一小时，我们谈论了人的晚年、青年和死亡。上帝呀，我简直被她的论述迷住了。很多人认为果尔达长得很丑，喜欢替她画刻薄的讽刺画，这该怎么说呢？当然，人们对美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很多人认为果尔达像个男人，并且以传播关于她的庸俗笑话来取乐，这该怎么说呢？当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果尔达是百分之百的女性。她举止温柔得体。她诚挚至极，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而在政治旋涡中则显得能干和精明。她被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但却无法亲自抚养孩子的痛苦所折磨，她具备一位母亲和祖母的慈祥。她不自觉地卖弄风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绉纱衬衫，戴着一条珍珠项链。指甲修剪得很短，涂着粉红色的指甲油。她用手指抚摸着项链，似乎在问：“哎，我这样打扮不错吧？”我那时在想，可惜她手握大权，属于发号施令的人。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权力与她是不协调的。

果尔达于1898年生在基辅，她的姓名叫果尔达·马鲍维奇。她在美国的密尔沃基长大，并于1917年在那里同莫里斯·迈尔森结婚。1918年他们移居巴勒斯坦。梅厄这个姓是本-古里安[3]强加于她的，因为它听起来更像犹太人。她是在斯大林时代任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后才步步高升的。她每天至少要抽60支烟，主要的食品是咖啡。她每天工作18小时。她即使当总理时，每月的收入也少得可怜，只有24万里拉[4]。对这些我不再加以评述，我不准备在这里寻找关于她的传奇式的秘密。下面由访问记本身来作说明。这个访问记我是按照同她几次会见的顺序写的，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也许英语是她最熟悉的语言，我们也是用英语进行交谈的。

当然，警方始终没法查明录音带失窃的秘密。或者，他们已经查明，而有意不通知我。但是却出现了一个线索，出现了一个很快变得比线索更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值得说说。这也是为了使人们对当权者有进一步的认识。

几乎在要求采访果尔达·梅厄的同时，我也向卡扎菲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通过利比亚情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通知我，他准备接受我的要求。但是在录音带失窃后几天，他突然召见一家与《欧洲人》相竞争的周刊的记者。那位记者急忙赶到的黎波里。多么凑巧啊，卡扎菲对他说的话就像在回答梅厄对我的谈话。不用说，这个可怜的记者并不了解内幕，而我心里却很明白。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卡扎菲先生为什么能够对从来没有公布过的事情，而且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的事情作出回答？是卡扎菲先生听过我的录音带了？或者，说明白点，正是他派人到我这里来偷走录音带的？因此，我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情。失窃后的第二天，我曾进行过一次“侦察”，悄悄地到发生这件倒霉事情的旅馆的垃圾箱里去搜寻。尽管旅馆里的人发誓说，那里已有好多天没住过阿拉伯人，我却在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张用阿拉伯文写的纸条。我把纸条和我的疑问一起交给了政治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