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4页)

[3]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抹大拉的马利亚[4]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加、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体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5],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七年中编成。七年中,我为《欧洲人》周刊作了28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7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做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之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6]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