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4页）

其实，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拿罗马与今日美国做比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谈。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虽然有时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他却不会大惊小怪。有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离我们都非常遥远，但它们会突然进入我们视线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有一种多变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们的世界极为相像。在几个世代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恺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权力宝座，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Syme）称之为“罗马式革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时代的预言。就这样，伴随着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罗马也被一次次地解读、再解读。赛姆继承了一条久远的、值得尊敬的史学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氏曾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贡献给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市和恺撒·博尔吉亚（CesareBorgia），后者恰好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话很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在从前非常近似地发生过。”5如果说在有些时期，这种论断显得奇怪，在另一些时候显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从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国，罗马是第一个；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个。罗马是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了。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全球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虽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仅如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学者心中，我们的许多风尚都禁不住引起他们的记忆错觉——从锦鲤到仿伦敦东区口音（Mockney）到明星厨师。

但这些可能暗含着欺骗性。不用说，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罗马人显出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时，他们反而最奇特。当一个诗人为情人的狠心悲伤时，当一个父亲为去世的女儿痛心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性关系或家庭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又有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还有导致共和国产生的价值观，公民们的愿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后，罗马人的许多看起来乖张乃至明显是犯罪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仍无法原谅。在竞技场杀人，毁灭一座伟大城市，征服整个世界，这些都被罗马人视作辉煌的功绩。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便无法理解罗马共和国。

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显然，企图进入它的思想内部是件危险的事，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冒险。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中，共和国的最后20年是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有演讲词、回忆录，甚至还有私人通信，对古典学者来说，称得上是一座证据的宝库了。但它们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几束微弱光线。将来的某一天，等20世纪的资料散落得如古罗马时期一样，或许写一部二战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了。历史变得完全碎片化，没有前线将士的家书，没有他们的日记。这种资料状况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弗鲁伦（Fluellen）所说，“听不到庞培营帐里的任何声音”。没能发出声音的还包括农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简陋小屋，战地奴隶的工棚。偶尔能听到一些女人的声音，但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女人；它们毫无例外地由男人转述，甚至是错误地转述的。在罗马史中，很难了解到统治阶级之外任何人的详细情况，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