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第4/12页）

从残暴本质的角度看，日军是没什么变化的；但从战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兵力结构上。

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其中后备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龄士兵）。这样算下来，岁数最大的士兵已在40岁左右，其战力跟侵华之初的日军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庆政府这边，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春把部队一分为三：正面部队（潼关、洛阳、郑州、襄阳、长沙、衡阳连线，在这一线，与日军东西对峙）、游击部队（在日战区活动）、整训部队（以贵州、成都、天水等为训练基地）。正面部队和整训部队互相轮换，一支部队打一段时间，就撤下去整训，随后整训部队又再顶上去，如此循环作战，以保证战斗力不出大问题。

为应对相持阶段后的战局，蒋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善打运动战的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并邀请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国共携手培训游击干部人才。但三个月后，由于江北日军调动频繁，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汤恩伯便奉命带着第31集团军北返。

就在汤恩伯率军返回江北时，冈村宁次已下令攻击南昌了。

占领南昌对日军来说是武汉会战期间的一个任务，只因当时第106师团受困万家岭而没能完成。

南昌属于第9战区所辖，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参谋长施北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浙江缙云人），战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关麟征、商震、卢汉等人，主力部队有俞济时第74军、李觉第70军、夏楚中第79军、彭位仁第73军、欧震第4军、张耀明第52军、陈沛第37军、霍揆彰第54军、傅仲芳第99军。

武汉会战后，第9战区已成为兵力最雄厚的一个战区，薛岳掌握的部队超过50个师，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来，本就性格刚烈的薛岳，就更加不服管了。

对薛岳来说，他只对陈诚和蒋介石负责。陈在薛不得志时，两次有恩于他，所以薛脾气虽大，但对陈非常尊敬。

至于何应钦，则完全不在薛岳眼里。何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薛发公文，薛如觉得内容不合己意，往往会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说”这样的词。何应钦一点办法没有。

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虽然他是薛的顶头上司（白是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督导长江以南各个战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伐时，薛是第1师师长，白是薛的上级，在上海时，白撤过薛的职，后来两人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二是薛跟陈诚关系密切，白是陈潜意识中的对头。再加上薛岳的坏脾气，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买白的账，使得后者发来的公文跟何应钦一个待遇。

据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回忆，有时候，就是面对蒋介石发来的公文，薛岳觉得不对的或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待办”，然后束之高阁。

一句话，在作战上，薛岳基本上不受上级限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胆办事。

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失误，那么有如此风格的长官，确实是参谋和部队长的幸运。当然，享有这种幸运的同时，也得做好随时挨数落的准备。因为薛岳脾气太急，手下的参谋或其他幕僚，如果一句话说不到点子上，薛岳就开始皱眉头；假如第二句话仍有点昏，那么他就开骂了。也就是说，在薛岳手下做事，心理素质得好，人得聪明、反应快。

对薛岳来说，他也坚信自己是个聪明人，至少在指挥作战上是这样。但事实上，“聪明”这个词不足以完全形容薛岳，更适合他的词是“执拗”。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有失误，执拗自然不失为一名战区司令长官的优点；但话又说回来，一旦判断有误，执拗就是刚愎自用了。几年后的长衡会战是个最好的例子，薛岳最终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