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危情时刻（第3/11页）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要面子，别人不催他走，他就不走。催他走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也不行，还必须是非嫡系出身的将官，比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这样的。也有人说，是在做样子。“做样子”在中国的词典里是个贬义词。问题只是在于，在日军马上就冲进城的情况下，谁能做这个样子呢？

蒋介石没走，宋美龄当然也没走。

进入10月中旬，大家就都催促蒋介石离开武汉了。蒋介石不走，大家也没办法，只好陪着。侍从室主任林蔚已经口干舌燥，另一位主任陈布雷的话蒋也没听。

这时候，还没撤离的，除了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徐永昌等少数高官。陈诚此时在长江南岸的崇阳第9战区司令部，李宗仁长江北岸的钟祥第5战区司令部。

蒋介石告诉林蔚，武汉是国民政府行都，现在抗战即将到新的时期，他需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借此鼓舞军队和国民。

林蔚和陈布雷互相看了看，也无话可说。

陈布雷怎么想的，林蔚不知道，林蔚想的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问题是，万一被日军抓了俘虏，那这一切就太荒诞了。

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毕竟是天蝎座。

关键时刻，徐永昌的话起了作用。他再一次告诉蒋介石，必须最晚在10月24日撤离，因为武汉城中已经混入日军便衣队。如果再不走，就真危险了。

徐永昌说：“这不仅仅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终于答应在10月24日撤离。这时已经是10月23日清晨。

林蔚的心才放到肚子里，但随即又提到嗓子眼。因为跟汉口机场地面站联系后，一时间抓不到飞机。

林蔚脑袋顿时大了三圈。

当时蒋介石并没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打蒋介石的牌。当蒋介石决定24日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这时候，武汉外围基本上已经没中国军队了。

24日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侍从室的一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几乎难以说清的情绪下，汉口机场地面站的留守人员打电话来，要蒋介石一行在晚上7点前赶到机场，很快会有一架飞机降落。林蔚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在林蔚等侍从室留守人员的簇拥下，蒋介石、宋美龄走出珞珈山寓所旁的防空洞，傍晚6时，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机场。

此时汉口机场进行了灯火管制，只有飞机降临前才会打开灯光。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站在黑暗清冷的机场跑道边，遥望着武汉上空的天际。按计划，他们要飞往湖南衡阳。

终于，一架中航商用飞机降落在机场。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上了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漆黑中向南飞往衡阳。

在蒋介石所乘飞机起飞后，白崇禧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往武汉西北面的钟祥，到那里去跟李宗仁会合。

在此之前，徐永昌也已经撤离。

该走的都走了。

但蒋介石又回来了。

蒋介石所乘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导航员也是个菜鸟。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宋美龄：“我们迷路了。”

宋美龄说：“为什么？”

导航员说：“现在飞的方向可能不是衡阳，导航系统出了问题。飞机已经盘旋了一会儿，照这个情况下去，到不了衡阳我们的飞机就没油了。即使到了衡阳，也应该是半夜，而我们的飞行员是个新手，大约没办法保证在黑夜中平安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