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再见！南京！（第3/12页）

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