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捉蒋行动（第3/13页）

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16]，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