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臣忧顾不在边陲 第六节（第2/3页）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枢密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祚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汴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番他回到汴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单。

汴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汴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祉，避免无数无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极佳，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不过，不管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汴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衮衮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煽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丞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枢密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汴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