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面如田字非吾相 第二节（第6/7页）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19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1881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

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够糟糕的。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实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拖，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的，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勘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室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虽然田烈武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因为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波斯文）、大食文（阿拉伯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在当时而言，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以当时的情况，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息）塞战史》，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也是以各自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第一流的大图书馆（因为可得免费获赠）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