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 第三节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地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炷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自熙宁十四年起，西夷南大乱，朝廷派兵进剿，三年之间，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各地盗贼趁势猖獗，于是益州一路之兵逐年而增，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至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凡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已增至十二万余众，其中泰半用于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远甚于陕西。故凡征战用度，十之七八皆自本路征调，然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亦不过八十六万余户。是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先帝治平时，国家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殚竭，况益州西南，已是遍地烽火！转运之费，又数倍于此。”

“况且，蜀中其实也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然自孟氏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谓，然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旦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之口袋。况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是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自然和籴也是中户与下户来承担。”

“用兵则不免于征粮征夫，征调则百姓愈加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愈急则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于是治安愈乱，需兵愈多……而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司马光异常平静地说道，“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我是户部尚书，朝廷家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仁宗朝以来，汴京积畜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熙宁七年起大灾，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皇上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用的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的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你去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看看，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之地，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川中局面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