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二十四节（第2/7页）

宋帝国是一个超过任何罗马人想象的庞大的帝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帝国的食盐贸易代表着怎样的财富。无论宋帝国生产多少食盐，仅凭其国内市场，就都可以充分的消化。因此食盐专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种愚蠢而短视的政策。这一点宋帝国的商人们倒是都很清楚。所以，当折将军占领那个以食盐命令的著名产盐区之时，虽然当时帝国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还没有完全崩溃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程度，但是延州的冒险家们早就从杭州的变化中预见到了全国的变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石元帅的认可，盐州的盐池，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商机。

我的那位有着高贵血统的新朋友，日后最重要的合伙人柴公子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他相比其余的冒险者，似乎更有办法。他设法得到了一封据称是石元帅首席幕僚的亲笔信。拿着这封信件，他找到了延绥方面军的元帅种元帅，以一把价值三百贯的宝刀与两匹骏马为代价，得到了种元帅的推荐后，再去拜见暂时驻守盐州的折副元帅。

在全面占领了这片被称为“平夏”的地区后，传闻中对夏国百姓极其苛刻的折副元帅也变得相对温和起来，虽然强征民夫进行劳役以修筑城堡的事情从未停止，但是以夏州太守为代表的文官迅速的接管了大部分地区，这些被精心挑选派往占领区（宋帝国则认为是收复原有的失地）的官员们采取了比军方要温和许多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这些文官在平夏地区设法邀请为躲避战乱而逃跑的人们回到家乡，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甚至赠送过冬的衣服与粮食；而对比之下，军队则常常没收反对者或者与夏国政府有牵连的家庭的财产与田地，将他们强行迁移到帝国南方的湖广地区。军方经常制造冤案，而文官则设法为之争取公道。双方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不断发生小小争执，而大体上文官永远是站在百姓一边，扮演公正的维护者之角色。这一切有可能是帝国故意的安排——这样一来，文官们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威信便迅速建立起来，而仇恨则被巧妙的转嫁到了军队而非帝国本身身上，当这些军队，主要是折副元帅的河东军撤离后，当地居民的怨气就可以彻底平息，从而变成对帝国政府的感谢。总的来说，其实质则无非是帝国政府正在设法稳定当地的局势，巩固他们的占领。与夏国控制区接壤的盐州地区，虽然与其余地区不同，依然由折副元帅控制，但是身上还兼着太守职务，有过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折副元帅，也同样需要执行帝国的这一政策。而根据流传在商人中的传说，忙于战争的帝国此时无暇关心盐池的生产，一向开明的石元帅也许愿意将盐池以与杭州同样的方式处理，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了折副元帅那里。

但是柴公子在折副元帅那里碰了壁。尽管他有石元帅首席幕僚与种元帅的推荐，然而这次他高贵的血统反而成为了障碍。折副元帅的为官之道，是只效忠于帝国皇帝本人，他远离一切党派与权贵，既不招惹他们也不怕得罪他们，以“孤独的臣子”的形象来获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折副元帅不愿意与柴公子这样有敏感身份的人打交道。于是，受到挫折后的柴公子不得不寻找一个合伙人以绕开障碍，他最终的选择就是我……”

——《阿卡尔多东方见闻录》卷三·西湖书社印行

石越将西夏使者有意凉在一边后，便立即派人召回他的首席幕僚李丁文——李丁文此时正在长安与陈元凤打嘴皮官司。按宋朝的制度，如果负责督运粮草等补给的范纯仁与陈元凤在粮草的供应上有懈怠与或者出现人为的供应不足的情况，石越有权力将他们斩首，所以本来石越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至少犯不着劳动李丁文，一道行文过去，范纯仁与陈元凤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有疑义也只能事后向枢府申诉。但是石越在浣海中重建溥乐、耀德二城，鉴于真宗时代的教训，却是没有事先得到枢府同意的。为了保守秘密，甚至连前线许多的高级武官都不知道内情。而在荒漠中修建城堡所要耗费的人力与物力，都是惊人的，瞒得过别人，如何瞒得过负责军需的官员？这时候如何既要尽可能的保守秘密，又要从范纯仁与陈元凤等人手中尽可能的得到资源，就变得非常需要技巧了。为此，石越不得不让自己的首席幕僚常年穿梭于庆州、长安两地之间。因此，当李丁文暂时抛开与陈元凤的勾心斗角，赶回庆州后，夏使已经被石越凉了整整两天，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夏使在这两天里不断要求立即拜见石越，甚至还一度设法摆脱了陪同的官员强闯帅府，虽然被拦驾，但现在整个庆州都知道西夏派出了使节来到庆州，谣言满天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