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十二节

宋朝马政之腐败低效，在熙宁年间的宋朝官场上，也是罕见的。每个牧马监，每年数以十万贯计的国帑投入进去，空占着成千上万顷的草地，供给军队的战马却少得可怜。说宋朝不重视军队建设，绝对是冤枉的，被讥为“重文轻武”的宋朝，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官政府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的这个纪录，不仅仅是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然而，宋朝的问题是，大量的军费，便如这马政一样，被贪污、浪费，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何况他竟是个天生的能臣，这几年处理庶务的才干，连李丁文、陈良、刘庠这些人都很是赞赏的。

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他的政治资本并非不雄厚：有皇帝的宠信，有士大夫中的威信，有民间的支持；在党派上，不仅得到许多庆历老臣的支持，旧党中有支持他的，新党中也有亲附他的，而且隐隐还有自己的派系；在政务上，他守杭抚陕，在中央主持改革，其推行的政策可以说影响到大宋的每一个角落，若论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连王安石都得自叹不如。在军事上，倡导军制改革，对西夏接连取得两场大捷——自古以来，都是军功最重，以文臣而有如此军功，皇帝纵心有疑忌，但亦忍不住要倚为干城，而在朝廷中，他说话的份量无形中也提高了许多。

但是，纵是有如此资本，面对着沙苑监弊案后隐藏的黑幕，也不禁要迟疑，要权衡。牵涉的文臣过多，难免会激化党争；而牵涉的武将过多，则甚至有可能激起兵变。石越在暗地里也咬牙切齿了好几回，但政治是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蛮干，既便是在你的力量足以压倒一切之时，也并非最佳之选择。因为对手是绝不会坐以待毙，激烈的冲突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是要懂得权衡这一切。在石越看来，其实政治与商业并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成本、收益、风险”六字真言，只不过政治买卖的对象无所不包，远比商业的对象要广泛。而能否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一个最佳的点维持平衡，便是判断一个政治家素养的唯一标准。

石越并不希望过早的激化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并非是他认为收益比不上成本，而是认为风险过大，这种程度的收益还不足以让他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而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喜欢蛮干。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视野。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

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札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陕西一路所有牧马监，全部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但凡陕西、河东、河北之牧马监，固然不如西夏、契丹，然亦是水草丰盛之处，果真用心经营，善配马种，再不如意，亦会比今时要好。只要能保证供马，花费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马，于朝廷亦是好事。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者，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四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王硅）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