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气候

我从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购得一组旧照片，共六幅，每幅照片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记录了197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游园活动的情形。这组照片是作为彩色纪录片《“五一”——一九七六年北京》的工作照发行的，发行单位是中国电影公司。发行纪录片，为什么还要同时配发工作照？想来是供宣传或供放映时参照之用吧。

“五一”游园，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年都有，本没有什么稀奇。而1976年的“五一”游园，却非同寻常。那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受到官方的压制，激起众怒。清明节期间，数万人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对中共党内极“左”势力“四人帮”的抗议示威，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活动也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则被认定为天安门抗议活动的总后台，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则弹冠相庆，权倾朝野。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北京迎来了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重温这些记录当年游园活动的旧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发人深思处。

图一，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园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排名次序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政治局委员也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画面上江青站在华国锋一侧的显要位置，盖因此故，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可是，仔细看看，问题就来了。画面上前排出现的十四位领导人，居然是华国锋与江青两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规，像这种出现两人居中的情况，居中的应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因为叶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错位，显然不是照片发行者的一时疏忽，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许多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往往从中国领导人出场次序的微妙变化中去推测中国政坛的蛛丝马迹。而且，只是因在报纸的版面中颠倒了地方领导人的出场次序而丢官的社长、总编，并不在少数。排除了发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错位”无疑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信号：伴随着邓小平的失势，江青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急剧上升。此外，从照片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凝重的表情里，我们也不难读出当时中国政坛的阴晴。

图二，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张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孙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活动。”在这幅照片里，我们又一次目睹那几张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上的熟悉的面孔，当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还属张春桥（前排左一）。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分明此时自己也觉得是倒邓的最大赢家了。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仅仅五个月之后，他就成了阶下囚，从政坛上骤然消失。又过了几年，当人们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春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人们怎么也不会将法庭上的那个胡子拉碴、一脸沮丧、身裹一件黑棉袄的落魄老者与照片上温文尔雅、踌躇满志的张春桥联系起来。

种种的迹象表明，从政在中国似乎是一种很危险的职业，今天还在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下了地狱。不过想想张春桥这些人对待政敌的为所欲为，他们有后来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刘军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谈道，宪政体制是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说，“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不过，拿这些话说给张春桥们听，别说他们已经听不到了，即使他们能听到，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几乎同样的戏码，在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没有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