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北京的陷落（第4/17页）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

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

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

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