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3/10页)

[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在1988年9月30日举行的中央非常全会上,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辞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和多尔基赫去职,选举梅德维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阶段),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担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改组了苏共中央机构,成立了6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梅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尼科夫)。通过这一变动,原来由利加乔夫主持的书记处实际上被取消了,此后,书记处就没有再开过会,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书记处的职能才恢复。戈尔巴乔夫此举是为了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和地位,利加乔夫失去了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在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苏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自由竞争和差额选举是这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最大特色,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纷纷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传材料铺天盖地地散发,演讲、集会、游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受欢迎的是敢于诋毁共产党的激进民主派,出现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即党委支持的候选人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党的机关没有好感的人却变成了得到人民强有力支持的人。在竞选活动中,利加乔夫再一次遭受打击,有人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贪污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保护他,在参加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中,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多。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离开高层决策中心,但高层同样没有形成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意见不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雅科夫列夫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到1990年10月,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辞职,12月雷日科夫辞职,按见证者雅科夫列夫的看法,“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