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第3/4页）

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46]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47]这与其说是个人崇拜的遗留，毋宁说是种特有的权力崇拜：权力越大，知识越多。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人民的权力＝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我们（系指苏共党中央主席团）的权力，我们的权力＝我（指赫鲁晓夫个人，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48]因此，在苏联应当由人民或党的领导集体做出决定的一切，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个人（苏共最高领导）都有权做出决定。就实质看，这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理论逻辑。}

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