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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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32]30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5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33]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3~5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40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34]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35]按照苏联侨民学者亚·切尔诺夫的统计,1972年,苏联共有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徒520万人,地下教会的教徒100万人。[36]按照苏联当局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苏联共有1000万东正教基督徒,其中52%的人属于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区,48%的人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教区和团体,地下教会在后者中又占一小部分。[37]

70年代以后,官方东正教会与地下东正教会的教徒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一方面,地下教会的教徒年龄老化,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许多教区主要依靠中老年妇女来秘密主持仪式。地下教会的活力衰退致使部分教徒感到未来无望。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官方东正教会的怀抱中。另一方面,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引起了官方教会教徒的思想波动。一些教徒认为,官方教会已经完全变成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对于教徒来说,它已经失去了神性。于是,他们便离开官方教会,加入了地下教会。80年代末,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90年代初,地下教会的高级主教已经全部过世。这时,又有一大批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中。1990年,由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侨民组建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开设自己的教区。部分地下教会教徒因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政治见解相同而加入到这些新教区中。这样,地下教会教徒已经所剩无几。到苏联解体前夕,各类地下教会教徒总计只有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