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4/8页)

[56]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57]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58]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59]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60]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61]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