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2/10页)

[8]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9]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10]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11]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