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第2/3页）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52]，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53]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54]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5]}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56]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57]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58]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59]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60]}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