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第3/3页）
[93]，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94]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95]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96]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97]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