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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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33]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34]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35]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36]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37]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