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二九章 大雪中的辩论（下）（第2/3页）

徐如珂道：“张修撰是读圣贤书大明士人、佛院道观施粥乃是出于慈悲，岂能与居心叵测的西洋教士相提并论。”

张原“哦”的一声，说道：“说来说去，徐郎中还是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吗，不管王丰肃辈是行善还是作恶，只要不是我大明人，就一律排斥是吗，这等见识，真不值得一辩，徐郎中要辩，先把《春秋》的华夷之分搞清楚再辩。”

“张介子休得咄咄逼人！”

刘宗周迈步出班，先向皇太子行礼，然后正视张原，说道：“先不说火器能否增进边军战力，只论天道和人伦，你之所谓西学正是乱天道坏人伦之异端，何谓天？天即理也，而天主教义却言别有一主以生天、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说也，至于尊奉天主就可升天堂免地狱更是无稽之谈，等同于行贿谋私，乃是邪妄之说。”

刘宗周寥寥数语，就比沈榷连篇累牍来得精辟和犀利，刘宗周显然是研讨过天主教义的，洞悉天主教最核心的教义——天主或者上帝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这与儒家的宇宙观是完全相悖的，刘宗周继承朱熹的理气观，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理气合一、生人生物——

在张原看来，儒家这种否认有主宰宇宙的精神实体的观点明显胜过天主教的宇宙观，所以他不能在此与刘宗周纠缠，刘宗周是儒学大师，这是刘宗周的长项，他恐怕辩不过刘宗周，而且容易与整个儒家学说对抗，所以必须扬长避短——

张原向刘宗周一躬身，说道：“佛有释迦牟尼、道有元始天尊，这些玄远虚渺之事先不论，我非天主教徒，启东先生也不是佛门弟子，我与启东先生只论经世致用之学，论君道、论臣道、论养民、论富民，如何？”

刘宗周欣然道：“好，先论君道，我来问你，君主如何产生，是西洋的天主、上帝任命的吗？”

照一般民众理解，君主是开国之君打天下当上君主的，后来的君主是继承的，但儒家要把君主上升到哲学高度来阐述，张原道：“君权天授，天为民而生君，我以为这个天既非天主也非启东先生说的理和气，这个天是民意，民意就是天，太祖高皇帝扫平群雄、代元而立，正是上天厌乱，眷命高皇帝为生民主，所以开太平于后世。”

张原不想和刘宗周讨论什么“天理”、“诚意”和“慎独”，他要谈君主的责任和臣民的责任，那就是君道、臣道和民道，君权天授是儒家君主观的共识，但张原在这里转变了儒家对于天的概念，把天理解为民意——

刘宗周道：“天为民而生君说得不错，民意可以影响上天，但民意不是天，天道窅缈，求于本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你莫要混淆了民意和本心。”

张原成功地将刘宗周引入君道之辩，他从“育民”、“养民”和君主要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来谈君道，这正是有意限制君权的东林党人刘宗周所欣赏的，对听取辩论的皇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教育，张原不从华夏夷狄来讨论元朝的灭亡，而是从施政策略和民心所向来论述，他说蒙古惟力是视，妄图以武力征服万邦，终致败亡，所以一国君主如果为政有方，国力强大，国祚才能绵长，否则受其他强族的侮辱，上天也没法相帮，这是宋徽宗父子的悲剧，也是后来朱由校弟弟朱由检的悲剧，当然，现在可不能举崇祯帝朱由检的例子——

大雪纷飞，彝伦堂外已经是一片洁白，到午时初，双方辩论将近一个时辰，王安见皇太子有疲倦之态，便向国子监祭酒朱国祯示意，朱国祯便宣布今日辩论到此为止，与翰林院、詹事府诸官一起恭送皇太子和皇长孙回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