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演讲与答问（第3/4页）

宋代郡圃在开放期间，对游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视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官员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均可入园游赏。反倒是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认定为“公园”的城市公共园林，却针对游客身份作出了种种限制，“公园”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天津植物园要求男女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而我们的学者，宁愿认定不怎么公共的外滩公园为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却不愿意相信开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副其实的公园。我觉得很讽刺。

厘金VS工商税

这是宋代城市公园的情况。先说到这。最后介绍一下晚清出现的厘金。

厘金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商税。

厘金有很多问题，弊端，但平心而论，商税是必须要征收的。不征商税，清政府财政便面临崩溃。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洋务派旋即大力举办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无论是在中央财政投向还是地方政府支出方面，厘金都参与了早期现代化的建设，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征收厘金，也可以看作是响应近代化的需求。

在征收厘金之前，清政府对工商税是极不重视的。不少研究晚清史的人还进而提出，在近代西方冲击之前，在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政府都是不追求工商税的，只知道抑末崇本。都这么说。教科书也这么教学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宋代。宋朝是历代王朝中最重视工商业与工商税的。甚至表现得有点“贪婪”。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与今天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意义完全不一样。传统王朝一旦将政府的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那便是获得了近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传统政府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朝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这是重商主义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我们说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华，港口开放，社会活跃，政府开明。这些归根结底，也许都可以归因于宋朝的重商性格。

从宋朝的财税结构来看，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这就是宋代工商业发达程度的一个体现。我要说的意见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要等到晚清，等到西方人进来，才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其他近代化事物

由于时间的关系，晚清出现其他近代化事物，我简单一带而过吧，比如上海开埠，我们都认为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但实际上，宋代的上海，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当时叫作青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