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发生的“罢市”（第2/2页）

“反”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员对商民的压迫。不管是中唐的长安罢市，还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罢市、北宋末年的长安罢市，其直接的诱因都是因为商人不堪忍受权力的勒索或压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涵盖各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社会结构还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独大的结构，商人许多时候难免沦为权力盘剥的对象。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罢了，受了盘剥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但唐宋之际，市民阶层、商人群体毕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了联合彼此的行会组织，当他们受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时，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相抗争，包括罢市。

所以，对于唐宋之际的罢市，从乐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因素，那就是商民组织能力与利益表达意识的成长。但如果换一个稍为悲观的角度，则会看到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权力的独大与官府的强制。从这个思路出发，官府对付罢市现象，大概也有两种法子。

一种是，无视社会进步的因素，迷信权力的力量，立法严禁商民罢市。比如清代，对“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殴官等事”，都立法严禁、严惩，按照《大清律例》，“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但有清一代，罢市、罢工都时有发生，禁而不绝。

另一种法子是，正视社会进步的因素，给予已经成长起来的商人组织、市民组织更加理性的利益表达、利益谈判渠道。毕竟，对于商民而言，罢市虽说是为了维护商人群体的利益，但罢市的过程却是自我损失的过程，若非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