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第2/2页）

再举个例子，范仲淹在苏州南园曾有一块宅地，堪舆家（风水先生）相之曰：“此当世出卿相。”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会世世代代出卿相。范仲淹听后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随即将这块宅地捐出来，建为学舍，成了苏州子弟上学读书的府学。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从范氏义庄到苏州府学，可为此话作一生动注脚。

然而，范仲淹、扎克伯格之所以能够将一生财产都捐献出来，肯定不仅仅因为他们心有善端，有崇高的道义担当。我一直认为，只有当一个人（不管是范仲淹，还是扎克伯格）捐资行善之后，他仍然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社会能回馈他们荣誉的时候，才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人将他们内心的善端落实为慈善，将他们对家人的爱怜扩展为对一般人的善行。

范仲淹决定成立范氏义庄之时，曾有子弟劝他：将财产都捐出来，不大好吧？不如到洛阳修建园林，作为您养老享福之所（“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怎么回答？他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毋以为虑。”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一句，体现了范仲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而更追求道义之乐的旷达性格与高贵精神。而“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这一句，则显示出在当时的宋朝社会，即便范仲淹无力修建一座私家园林，但洛阳的园林是对他开放的，他仍然可以过上悠哉游哉的舒适生活，受到人们的尊敬。事实上，范仲淹建范氏义庄，流芳百世，不论朝野都回馈以极高的评价，也因此，范仲淹之后，士大夫纷纷效仿，建义庄造福族人、乡人，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

只有到了后世，人们才会将传统士大夫建设义庄的善举视为是“封建大家族为加强宗法统治秩序”，并加以批判。而这个时候，延续千年的义庄慈善组织，已荡然无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