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图：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11]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