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财好色理直气壮（第2/2页）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

和“存天理，遏人欲”相反，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齐宣王而非孟子大大地在历史上书写了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早于西方学者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大一统时代，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