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 四方宾服隋文帝的功绩

隋文帝杨坚的朝廷，不仅有刘昉、郑译、高熲，李德林、韦孝宽等纯汉族官员，鲜卑贵族如元胄、宇文忻、元谐等人也早就加入他的阵营。中国北方政权到了杨坚手里，由“胡”变汉，又一统江南，中国从西晋末年分裂了三百多年后，重归大统。

政治方面，杨坚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即尚书省下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户部、都官为刑部）。武官方面，隋文帝仍袭北周制度，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十一级，以奖励军功。对于各地的辖统，隋文帝实行州县两级制，罢去郡级。特别是官吏任命，地方州县僚属均由中央的吏部统授，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文帝时代“兵农合一”成为事实，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与自北魏以来就施行的均田制得以充分结合，军事统率权也集

中到中央政府。

经济方面，由于均田制限制了豪强的兼并，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耕地数量激增，加之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水力灌溉工程建设广收成效，处处丰收景象喜人。

隋朝在袭用北周租调力役制度的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赋役，并施行“大索貌阅”，以“三长制”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阅实户口，检括民丁。“貌阅”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载人民的性别、年龄、容貌特征，以备检索、核实。当然，隋朝的“貌阅”不是为了搜查“孙志刚”们，而是为了按人头多收赋税。隋炀帝之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之所未有。此外，由于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致使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也有史学大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王夫之），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

商业方面，文帝又改铸“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统一了货币。而且，都市繁盛，商贾云集，海上和陆上贸易均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代，还达成了中国科举制的雏型，废除全凭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清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到了炀帝，又建进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门大族把持选举的情况完全得以改观，不仅加强了皇权，又有利于庶族地主的仕进腾达。

刑法方面，隋初取纳北魏、北齐刑律中的精粹，集纳而成《开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轘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日后赫赫《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大儒王夫之对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对外关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内容，是突厥问题。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自伊利可汗（即阿史那土门）起，日益强盛。木杆可汉时，“其地东自辽海（渤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为了防止对方联合突厥打自己，争相巴结讨好当时的佗钵可汗，每年都送金银珠宝子女玉帛无数作为“贡献”，致使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对来往诸国使臣讲：“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隋文帝篡周后，由于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里公主为沙钵略可汗为妻，宇文姑娘为替父报仇心切，不停窜掇夫君攻打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