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450年的欧洲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和中欧就一直共享着一种认同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尊罗马教皇为精神权威,受教育的阶层都学习罗马法和拉丁文。欧洲人还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当时的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已经开始撤离伊比利亚半岛,却正在沿着欧洲的东南翼快速蔓延。多数欧洲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阶级不仅必须向封建主缴纳赋税以获得保护,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获得精神指引。许多自治的城市通常由行业精英和地方行政官共同管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贵族、高级神职人员,有时还包括一些自由城市的行政官,他们会与国王达成安全协议。他们承诺为国王提供一些军事服务与咨询,以换取国王对他们领土的保护和承认。这种封建契约关系是通过代议机构来进行协调的。当时,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代议机构,其中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议会,低地国家的总议会,法兰西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古国卡斯提尔(Castile)的议会,匈牙利、波兰和瑞典的国会,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简言之,在多数国家,国王手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不同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或者更远的亚洲国家,欧洲的政治文化以激烈的公共或半公共的辩论为特征——辩论涉及赋税征收的数量、由谁征收、归谁支配以及为何目的(几乎总是为了军事目的)。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的成立与运作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应受到质疑。人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国王的侵犯总是首要任务。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但精英阶层却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到了整个中世纪的后期,这些人对于政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是社会的底层,对这种理想的呼声就越高,但他们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理想。争取自由的斗争起初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有时一国的人民也必须借助邻国君主的帮助才能推翻本国的暴君。为此,欧洲人并没有明显的主权意识:很多人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暴君的干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人民需要的,甚至是思想健全的君主义不容辞的责任。

把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强国”或者“国家”,是不恰当的。不过,由于君主们为了扩张或者至少是为了生存,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动员。“国家建设”的过程,自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开始。另外,英格兰、法兰西、卡斯提尔、波兰和勃艮第等国家,对于自己的特殊性、力量和重要性,都有明确的意识。至少,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情况看,此时谈到民族意识并非为时过早的事——通过政治参与、共同的语言以及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民族意识已经在两国人民心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欧洲人还意识到一种共同身份,那就是“基督教国家”——这几乎成了欧洲的同义词,这种表达方式在历次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中经常被使用。由于马可·波罗和其他探险家的旅行,欧洲人知道了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存在,但他们对西半球仍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当时,欧洲人不仅没有“欧洲中心论”的意识,相反,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整个世界以耶路撒冷和圣城伯利恒为中心,而他们位于世界的边缘。正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还是为了从后方偷袭伊斯兰世界,早期的航海探险都是沿非洲西海岸进行的。例如,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就希望从侧翼包围伊斯兰世界,可能的话甚至打算联合传说中位于非洲或亚洲(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在哪儿)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共同对付穆斯林。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今天的摩洛哥的休达(Ceuta)。可以说,欧洲此时的扩张是以自卫的方式进行的。